合理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要坚守“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完善发展依法履职、科学决策、高效调控、开放透明，并与现代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发展需求更加适配的现代货币政策体系，将改革和调控、长期和短期、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结合起来。同时，更加关注结构性目标，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提高精准调控滴灌能力，更加重视就业目标，适当关注资产价格变化，从制度上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使流动性更有效、更精准地流到实体经济。在使用货币政策调控短期总需求的同时，立足长远，从更长期视角出发制定货币政策。在尽可能长的时期，保持货币政策的常态化，鼓励适度储蓄，防范资产泡沫，保持货币政策调控空间。
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与完善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定价相结合，打造以基准政策利率为中枢、宽度合理的利率走廊机制。探索以国债现券买卖、回购等业务为主的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相结合，以利率目标价格调控方式为主的市场流动性和基础货币投放新框架。
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基准利率体系包括存款基准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公开市场逆回购利率等。市场化利率包括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以及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存款类机构间质押式回购利率（DR）、国债收益率曲线等。通过货币政策操作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影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各类市场化利率，再通过银行运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定价影响实际执行的贷款利率，形成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和传导路径，以此调节资金供求和资源配置。
提高金融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及传导的有效性。加强金融市场体系的顶层设计、建设和管理，着力培育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更加平稳有效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加强国债收益率曲线建设、完善利率期限结构，为市场化价格形成及传导奠定基础。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加大衍生产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进一步增强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发现和评价作用，提高市场化信用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
稳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协调好本外币关系，要坚持以服务国内经济为主兼顾外部均衡，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把握好保持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和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三方面的平衡。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控制外汇市场杠杆率水平，建立健全稳定市场预期的长效机制。丰富外汇衍生品市场参与主体，进一步提高市场活力。
完善有效的货币政策沟通和协调机制。增加政策透明度以稳定市场预期，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内容。通过增加重要信息披露频率，传递中央银行对经济金融的判断和政策意图并逐步实现常规化、制度化，及时对外说明货币政策立场调整变化，提高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加强货币政策与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的统筹配合，增强政策“放大效应”，提高调控效果。
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处置体系
我国较早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2010年以来，通过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开展宏观审慎管理，实施逆周期调节。随后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逐步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2017年，“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建立现代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政策目标方面，从危机防范、危机应对和周期管理三个角度明确宏观审慎政策目标，尤其是明确可量化和可操作的政策目标，减缓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处理好守住风险底线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关系。风险评估方面，从时间和结构维度准确评估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体系，广泛筛选监测指标，合理选择指标加工方法，提升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的准确性。政策工具方面，前瞻性地开发和储备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建立工具触发、使用和退出机制，形成软硬结合的政策工具箱，发挥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在风险识别和监管校准中的积极作用。治理机制方面，建立包括风险评估、政策建议、决策、执行及评估等各环节的科学治理机制，理顺政策传导。加强与货币政策、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统筹考虑各类政策的溢出效应，找准一揽子调控政策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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